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周瑋生預測——數字經濟將引領疫情后的中國經濟。

　　在5G、醫療云平臺等技術支持下，新冠肺炎多學科移動遠程會診國家醫療隊項目實現了“前方臨床救治，后方多學科遠程支持”的診療模式。圖為在武漢雷神山醫院拍攝的遠程多學科會診現場。新華社發(高翔攝)

　　　國際戰“疫”行動

　　“世界不會也不應該再回到疫情之前的世界。”日本立命館大學教授、國際3E研究院院長周瑋生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說。他認為，疫情背景下的創新，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虛擬空間與真實空間高度融合的新型全球化體系，應成為新型全球化的起點——生產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改變，將有助于推進以低碳、循環、共生、安全和智能為特征的可持續社會。

　　　數字經濟成為發展新引擎

　　周瑋生說，在2015年，美國工程院發布了《美國創造：擁抱制造、技術和工作的未來》，提出了主攻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產生的“數字經濟”新策略。美國是現在數字經濟的第一大國，而中國位居世界第二。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22.4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重達到30.1%；2019年規模已達31.3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數字經濟發展的用戶基礎越發堅實。中國數字經濟增速已連續3年排名世界第一。

　　數字經濟自2017年第一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后，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又特別強調了全面推進“互聯網+”，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

　　周瑋生說，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新應用新業態方興未艾，互聯網迎來了更加強勁的發展動能和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互聯網+”加速與產業融合，數字經濟成為發展新引擎，將引領新冠疫情后的中國經濟發展。

　　　推動中國的數字經濟

　　“這次疫情從正反兩方面進一步驗證了人類是一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命運共同體，無論是防控病毒還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保護，都需要互相合作、互相支持才能實現利益最大化和損失最小化。”周瑋生認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無論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無論是社會還是個體，有許多事情是可以通過互聯網也就是數字經濟來實現的，而且通過這一數字經濟模式有利于實現經濟性、環境性、社會性和可持續性。如疫情期間，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降低，這不僅因為經濟規模的原因，還因為其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所致。

　　“數字”既是手段和工具，也是產業和經濟。換句話說，“互聯網+”是手段，數字經濟是結果，包含了數據科學，數字技術，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而前兩者是為后兩者服務的必要條件。

　　其中，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結合越來越緊密，數據科學帶動多學科融合，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會越來越大。

　　數字技術包括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區塊鏈等，驅動數字經濟的動力已經足夠強勁，這正是50年技術革命周期所蘊含的機遇。

　　數字經濟是核心目的，它與地球系統(由構成人類生存基礎的資源/能源、生態系等組成)、社會系統(由代表國家特征的經濟體系，政治體系，產業結構，技術體系等組成)、人類系統(由個人生活方式，健康，安全/保障，價值規范等組成)密切相關。周瑋生認為：“我們應從宏觀經濟結構、生產方式、消費模式、管理范式這四個方面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

　　　中日韓可率先構建合作共同體

　　周瑋生說，從國際疫情看，最大發達國家美國感染人數超過160萬，死亡人數超過10萬，歐洲、俄羅斯以及發展中國家形勢也非常嚴峻，而中日韓三國已率先于世界從疫情中走了出來。

　　他建議，從地緣經濟、公共衛生安全防御以及國際合作與國內經濟復興考慮，三國應該率先合作，包括產業鏈、供應鏈的恢復以及加固，醫療、觀光、農業等領域的區域合作，建設中日韓互惠互補合作共同體，以應對經濟復蘇和非傳統安全問題。

　　“中日韓三國的合作不僅有利于三國自身經濟社會的復蘇與發展，也必將有利于世界，有利于新型全球化與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周瑋生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