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2023年海關總署官方微信公眾號公布的信息又一次引發熱議：“近日，昆明海關所屬打洛海關關員在打洛口岸對一票申報為‘礦泉水’的出口貨物進行查驗時，在載貨車輛駕駛室內查獲未向海關申報的手機SIM卡46盒、共1.15萬張。”

　　公眾懷疑這些SIM卡本來是流向境外電詐集團的。在實名制嚴格實施的當下，電信運營商對手機SIM卡的發放有著嚴格的管控，如此多的手機卡是如何被非法流出的？這些手機卡又是如何通過注冊驗證并被用于犯罪的？這些問題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梳理中國裁判文書網發布的眾多案例，揭示了手機卡販賣泛濫背后的驚人暴利鏈條。而在這條鏈條中，甚至有電信運營商內部人員的參與。他們利用職務之便，大量辦理和販賣實名手機卡，為電信詐騙犯罪提供了便利。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輸入“電信詐騙”等關鍵詞進行查詢，可以發現涉及手機卡被盜用進行電信詐騙等案件的數量高達上百條。這些案件揭示了犯罪分子利用技術手段非法獲取、復制或盜用他人手機SIM卡的種種手段，同時也暴露了在個人信息保護、手機卡銷售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諸多漏洞。

　　在這些案件中，電信公司內部人員的參與也成為了手機卡非法流通的推手之一。一些電信公司直銷代理人員、加盟商或內部員工，利用職務之便，大量辦理和販賣實名手機卡，為電信詐騙犯罪打開了方便之門。

　　以2023年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加格達奇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為例，該案涉及兩名電信運營商內部人員，趙某某時任中國電信大興安嶺分公司南部支局的支局長，杜某則時任中國電信大興安嶺公司的綜合支撐稽核員。根據判決書，杜某利用在大興安嶺電信公司其稽核的權限將2020年至2022年2月份所有在大興安嶺電信公司辦過業務的工單信息全部交給趙某某，趙某某則利用營業系統代理人的身份，將杜某交給她的身份證照片重復開卡。

　　截至案發，杜趙兩人利用職務之便將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卡726張，并將電話卡全部交給他人插入貓池設備進行遠程操控，出售獲利。趙杜兩人共獲利4.56萬元。

　　再以2024年陜西省渭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為例，被告人張某利用其中國聯通合陽分公司直銷代理人員身份，以免費送禮的形式誘導村民辦理實名認證手機卡，并將這些手機卡出售給被告人鄧某，鄧某再加價出售給被告人郭某。郭某則將購買的手機卡搭載于其非法架設的“貓池”設備中，以牟取不法利益。

　　“貓池”設備是一種多卡多待設備，可以同時插入多張手機卡，實現批量發送短信、撥打電話或接收驗證碼等功能。犯罪分子利用“貓池”設備，可以遠程控制這些手機卡，實施電信詐騙、發送垃圾短信等違法行為。

　　在2022年河南省正陽縣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石某經營一家中國移動手機店，是移動公司的加盟商。石某非法兜售的手機卡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通過向村民免費贈送油、米等物品，誘導老年人進行實名登記辦理手機卡，而他們對此卡用途并不知情；二是利用其之前辦理手機卡時留存的信息，重新注冊獲取新的手機卡。

　　類似的案件不勝枚舉。在2024年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卓某飛伙同他人，以“拉新”“幫移動公司沖業績”為名，通過招“兼職”、贈送小禮品的方式，讓不特定群眾辦理實名制電話卡，然后將電話卡插入“貓池”設備中，有償提供給上家遠程操控、使用。經審查，卓某飛提供給上家的電話卡張數共計1萬余張，違法所得人民幣50余萬元。

　　這些案件中，電信公司直銷代理人員、加盟商或內部員工的參與不僅使得手機卡的非法流通成為可能，還加劇了個人信息的泄露風險。因為辦理手機卡需要錄入完整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碼、聯系電話、住址等，這些信息一旦泄露，將可能被犯罪分子用于實施電信詐騙、網絡詐騙等違法行為。

　　除了電信公司直銷代理人員、加盟商或內部員工的參與外，犯罪分子還利用“地推”手段，誘騙群眾辦理手機卡。他們通常以搞活動、贈送禮品為由，吸引群眾參與，并在辦理過程中偷偷獲取群眾的個人信息和手機卡。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的案例，類似的暴利鏈條在多地都有存在，最終，這些手機卡被犯罪分子用于實施電信詐騙等違法行為，其中就包括流向了境外的電信詐騙犯罪集團，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2020年由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區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刑事案件顯示，被告人杜某經由網絡購物平臺大量采購行業卡、貓池等設備，并協同被告人黃某某等人，利用QQ平臺尋找有意推廣境外賭博網站服務的客戶。這些客戶會提供預先編輯好的短信內容，內含賭博網站的鏈接以及目標接收的手機號碼。根據黃某某的供述，杜某的主要職責是搜集有關境外賭博網站的信息，并負責采購手機卡及“貓池”等設備。涉及的境外賭博網站服務器大多設立在東南亞等境外地區。

　　專家：加大打擊力度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科技委委員、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網絡攻防對抗研究所所長閆懷志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當前緬北等境外的電信詐騙活動中，手機卡成為了詐騙分子的重要工具。由于國內對手機卡的實名制管理日益嚴格，詐騙分子難以直接獲取大量合法的手機卡用于詐騙活動。因此，他們轉而通過非法渠道從國內獲取手機卡，并利用這些手機卡進行跨境詐騙。這些手機卡往往未經實名制認證，難以追蹤，為詐騙分子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一名曾參與電信反詐工作的業內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指出，電信詐騙的渠道多種多樣，其中手機卡便是一個重要的途徑。詐騙分子通常利用國內手機作為跳板，結合國外的遠程控制技術，搭建起類似“貓池”的電話系統，以此實施詐騙行為。

　　該業內人士進一步強調，信息泄露在電信詐騙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其威脅性甚至超越了手機卡本身。若缺乏信息泄露這一前提，電信詐騙往往難以順利展開。因此，信息泄露成為了詐騙分子頻繁利用的工具。他舉例說，某公司曾發生一起嚴重的客戶信息泄露事件，起因是內部工作人員非法出售客戶數據，這一行為直到客戶遭遇詐騙后，才通過反詐工作人員的反向追查得以曝光。

　　對于如何有效遏制信息泄露的問題，這位業內人士認為，這是一個復雜且系統的挑戰，任何環節的疏漏都可能為信息泄露埋下隱患。因此，他呼吁相關部門應加大對個人信息數據販賣行為的打擊力度和懲罰措施，以形成有效的震懾和防范機制。他特別提醒公眾，電信詐騙分子往往精心策劃，實施定向攻擊。因此，大家必須時刻保持警惕，對于海外高薪招聘、投資高回報等看似誘人的機會，更要格外小心，以免落入詐騙陷阱。

　　在應對電信詐騙方面，閆懷志表示，從技術治理的角度出發，構建有效的防范體系需要遵循依法認定、過懲相當、動態管理的原則。“我們的目標是利用技術手段提高電信詐騙的防范效率，降低詐騙案件的發生率，保護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